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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教育制度利弊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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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予人
发表于2008/11/16 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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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教育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它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每一个朝代时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教育制度，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所谓制度即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各个时期的任何一个。五千年的古国古的中华历尽了沧桑，中华每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利与弊之所在，因此我们不应从单一的方面去否定或认定任何一种制度，而是应全面的去是审视它去了解它，从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制度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制度而献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中华的复兴必须有结构完善制度完整的优秀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
关键词：制度 朝代 选拔 变革 教育 利弊
要想真正的透彻的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么必须从中国的教育的历史开始，从历史开始慢慢的向当今了解，最终会有一个完善的思路去审视中国的教育制度，从而从它的本质去发现中国教育制度的利与弊的所在。因此下文我们就要从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开始慢慢的走向现代的教育制度。
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史
古国古的中华有着它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变革的复杂过程,下面请听我简要的叙述一下,由于作者能力有限如有错误敬请读者原谅.
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做“辟雍”，地方诸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为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选拔制度。
唐代/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民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长说的科举制度。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礼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度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度，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省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 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第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至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谵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宋朝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过程”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一旦中了进士即给予告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外，还有它把考试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惟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构。宋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住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下面请看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理性成熟之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二.中国教育制度的利弊之所在
与以上插曲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试看中国教育目前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基础教育发展不足。《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接近20年，然而在西部等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失学儿童。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国家投入资金的不足。以公共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钱少尚不足惜，可叹的是这一点钱还没有用在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应依赖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上，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92%花在了高教上。用8%的资金去保证义务教育？笑话！ 如此错误的投资政策，教育行政部门的短视、无能和好大喜功要负主要责任！ 而在一些入学率尚可的地方，其入学率的实际意义让人感到怀疑。在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学目标的指导下，重点中学、重点班级的建设是必然的，即使一个班级里，根据成绩老师的态度也会分为三六九等，所以许多学校对于升学无望的学生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而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这些学生明显的感到信任、关爱以及目标的缺失，他们在学校是处于一、种“入而不学”的状态。这样的入学率，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基础教育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中国的教育制度。
（二）教育的结构性失衡。 在现在的中，国技校、农校、师范类学校是人们心目中次一等的学校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人们的观念，然而造成这一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引起学生、家长和学校一味的追求更高的教育、更高层次的学校。这样，农、技、师范类学校因其不起眼而被忽视；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它使得学校忽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生缺少大局观、长远的眼光，在缺乏足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盲目的产生对农、技、师范类学校的歧视。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说都知道的话却不是谁都懂。现在年薪几十万难求一名合格的高级技工已不是什么新闻。市场经济规律验证了由教育制度所引起的观念的错误。 以上两点一点涉及到国民的平均素质，一点涉及到中国的人才结构，每一点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每一点有都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起，而中国教育制度最重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的错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势在必行。
由于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社会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反思之后就会发现现在教育最主要的弊端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够，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其主要如下：
（1）计划经济时期的惯性。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具有很大的惯性，仍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强调效率和发展。为此，习惯性地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国家掌控资源，实行集中计划，在资源配置上存在城市中心、效率优先、重点扶持、轻视和歧视民办教育等价值特点，形成教育系统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
（2）来自市场的动力和价值。 市场经济的发育改变了教育的外部环境，使市场机制、市场价值等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发展。教育消费、教育成本分担、教育投资、教育服务之类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的教育权利和教育利益开始受到重视。它主张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率，倾向用企业管理改变教育管理。它推动了入学机会标准的多元化，同时具有将利益交换原则引入教育的倾向，试图用“金钱面前的平等”改变“分数面前的平等”。它推动了教育地方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所谓的“地主效应”，如各地名牌大学招生本地化的趋势。
（3）教育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部门自己进行的改革。因而，在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实际关注往往不是如何开放市场，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通过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创收、收费等营利性的环节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开地设租寻租。它造成了基于垄断而产生的部门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扭曲的市场和不公平竞争，极大地败坏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们对市场化方向的怀疑,因而当前突出的教育问题，表现为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确定和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功能、教育责任，奠定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从事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职能是明确而清晰的，与市场有着完全不同的分工。就教育而言，政府的教育职能主要是承担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义务教育的义务；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举办的公立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平，尤其是保障处于不利地位阶层和人群的教育机会，不具有竞争、淘汰和制造尖子这样的功能。教育的竞争性、选择性、多样化的服务等等，主要通过民办教育和教育市场体现。世界范围内风行的新公共管理，与我国现实的“宏观垄断，微观搞活”完全不同。其基本特点是打破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引入市场机制改善公共资源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和方式，通过培育和发展市场，扩大教育供给，增加教育的丰富性、选择性和竞争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的行政改革既不意味着转嫁和下放政府责任，更不意味着寻求、扩大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
因而，不能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改革走过了头，需要强化传统的集中权力和行政控制，而是需要摈弃“伪市场化”改革，改变被权力扭曲的教育市场。一百年和二十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教育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教育改革。
三.对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一点建议
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等等。具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按照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计划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通过政府教育管理权的下放，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恢复教育的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化，实现学校的自主性和管理的民主化。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 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 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 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 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中国的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先进的、真正能够兴国的教育。面向21世纪需要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改革需要奠定清晰的价值和目标。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民主政治的社会现代化方向相一致，中国教育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1.教育的普及性 现代教育的历史，就是不断普及和扩大教育的历史，通过更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从而提高民族素质，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增进和扩大社会民主。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旺盛的教育需求，我们特别需要弘扬中华民族重教兴学的精神和民间办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开放教育，解放教育生产力。这也是“穷国办大教育”的一个必由之路。同时，需要发展信息时代以通讯技术和网络为主的各种新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在终身教育的视野中，构建学习化社会的教育制度。
2.教育的公平 现代教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技发展的“加速器”，也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平衡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目标。当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而非人为扩大客观存在的各种教育差距和社会差距。
3.教育的民主性 在我国的现实中，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重建教育的公共性。它意味着要通过制度创新，分散和下放管理权力，促进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使教育重新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机盎然的事业。在教育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与此同时，需要确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师生平等、社会参与等价值观念，确立知识分子的学术权利和在教育、科研中的中心地位，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教育决策体制和机制，建立学校与家长、社区紧密联系的参与机制。
4.教育的人文性/现代教育具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的发展这样相辅相成的两翼，必须在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的两种价值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重视教育树人育人、文化传递、社会整合等非功利价值，防止经济主义、科学主义、能力主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教育的伤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确立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念，是指与学科中心、考试中心的价值观念相反，围绕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的民主的教育、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以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同时，使各级学校成为社会和社区的文化中心，使教育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灯塔，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源泉。
5.教育的实用性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校教育的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弊端特别严重。因而，造就一种实用性、适用性的教育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追求。教育应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满足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能够切实地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的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它有赖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地方化，以及使学校真正拥有办学的自主权。
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无法只限于在教育内部展开，需要整个社会的观念及其相关体制的协同与促进。此外，教育体制改革的机制和方法也需要改变。为现实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仅要提出理想和目标，而且要做出具有操作性、技术性的设计，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例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最集中地反映了政府与学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等矛盾和问题。新出现的高等学校转制和高校建立教授委员会的改革，显示高等教育改革既是宏观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一个可能的突破点和生长点。一场有效的教育变革，应当是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导向与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当前的许多教育改革，缺乏的主要是后者，因而往往声势浩大而收效甚微。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共政策、公共议程的启动机制，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最强烈的意愿和需求真正能够影响教育变革。公众参与是一种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启动机制。自上而下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启动和推动。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对话”环境，形成恰当的动力组合，从而现实地推动教育改革的进展。此外，自下而上的启动来自基层的教育改革实践。有一位改革家说得好：“中国社会所有面上的问题，都有点上的经验。缺乏的是肯定、总结、宣传和推广。”从中国基层的现实中生长出的教育改革实践，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无疑最具说服力和可推广性。无论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学校实行村校一体、三教一体的改革，还是铜陵市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基层、地方、民间的创造活力。总结、提升和推广这些经验，不仅是对公共政策、制度改革的推动，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民主化的生长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最伟大的决策莫过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停止了中国跳跃历史阶段的错误路线，开始正视现实，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冰山开始被逐一击破。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既明显又隐蔽的现实摆在了我们面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应该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坚实堡垒之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教育改革需要反思。我只想说的一点是“以人为本”，不管教育怎么改革，它的核心目标都应该是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无论为了经济发展也好、围绕就业的目标也好、促进社会的和谐也好，教育首先应该把人作为主体进行培养，培养人独立的人格、健全的心智，强健的体魄，在此基础上，或许其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发展问题才有真正的意义！中国教育应立足本国，借鉴西洋，参酌变通，改革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建立新学制，逐渐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洪流中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教育近代化是一个逐渐开放、逐渐深入、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国教育现代化任务则是艰巨的，而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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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决定》
2.《说还是不说》 余杰
3.《反思中国教育制度改革》 储朝晖 王烽 杨东平
4.《发展经济学》 刘伟 魏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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